沉默不语的被告和巧舌如簧的律师

时间:2019-10-28 来源: 作者: 邹佳铭 浏览: 打印 字号:T|T

  江西东昉律师事务所主任熊昕律师,接受一起涉嫌强奸案的辩护委托,在与当事人会见时,谈话内容被隔壁房间的该案侦查人员全程监听。后检察机关根据该案犯罪嫌疑人和侦查人员的证言,起诉熊昕律师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罪。


  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毁灭、伪造证据、妨害作证罪,自设立以来颇受诟病,在于它束缚了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,为“职业报?#30784;?#22475;下了伏笔。


  毫无疑问的是,该罪指向的是辩护?#35772;?#22806;调取物证、书证等客观证据,或向证人取证的行为,并不涉及辩护人和他的委托人--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两者内部之间提供法律服务的行为。唯有此,才能为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建立充足的信任留有充分的空间。


  所以,中国《刑事诉讼法》和《律师法》都明确规定,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时不被监听。联合国《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》?#35009;?#30830;规定:?#26696;?#22269;政府应确认和尊重律师及其委托人之间在其专业关?#30340;?#30340;所有联系和磋商均属保密性。”“遭逮捕、拘留或监禁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、时间和便利条件,毫无迟延地、在不被窃听、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。这?#20013;?#21830;可以在执法人员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。”很明确,法律在此情况下介入是保证会见的秩序和安全,并不涉及谈话内容。


  对熊昕案提起公诉,意味着国家刑罚权的触角将延伸到律师与当事人谈话这一隐秘空间,这不仅仅是刑法第306条的扩张适用,更有摧毁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之间信?#20301;?#30784;的危险。潘多拉的盒子如若就此打开,说句可能耸人听闻的话,有倾覆中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危险。


  这是因为,刑事辩护中的委托,某种程度?#36132;?#20184;的是一个人或家庭中最重要的东西——生命、自由和财产,所以信任至关重要。这种没有感情基础的职业信任,主要?#35272;?#20004;个方面:一方面律师为委托人保守秘密,即使该秘密涉及委托人之前或将要实施的犯罪(特定情况下例外);另一方面,律师能站在委托人利益的立场,给予其充分的建议,帮助其作出选择和决定。而这两个条件得以实现的前提是,律师能够畅所欲言,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谈话不被监听。


  更进一步而言,法律不仅应为辩护人和委托人的秘密沟通创造条件,也应杜绝任何一方通过背信谋取利益的途径,可能这种利益并不是现实的,而是背信行为的动机,但是这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法律不应为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背信创造条件。这体现在立法上:一方面,律师泄露当事人秘密不仅是违背职业伦理的行为,有的国?#19968;?#23558;此规定为犯罪。另一方面,当事人不能举报或者作证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的行为涉嫌犯罪,因为法律规定这一行为具有保密性,任?#38395;?#38706;这?#20013;?#20026;的行为,都不是法律许可的。否则,从律师和当事人内?#23458;?#35299;这?#20013;?#20219;,保密权?#25176;?#21516;虚设,刑事辩护制度?#19981;?#22240;为缺少根基而土?#21171;?#35299;。


  美国著名刑事辩护律师艾伦·德肖维茨说:“美国的司法制度建立在‘不?#20826;觥?#20840;部事实的基础之上,律师的工作就是用一切合法手段来隐瞒‘全部事实’”。应该说,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就是建立在“不?#20826;觥被?#30784;上,这就是被告?#35772;?#26377;“不?#20204;?#36843;自证其罪” 的权利。英国思想?#19968;?#24067;斯认为,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愿意的方式,运用自己的力量,保全自己生命自由的权利,这是一种先于法律存在的自然权利。在现代刑事诉讼中,一个人在法院裁判他(她)构成犯罪之前,都是无罪的,即?#39038;?#22905;)在法庭上被公诉机关指控犯罪,除非自愿,否则没有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。当然,如果他自愿供述自己的罪行,法律应当给予其量刑?#23849;?#36825;就是德肖维茨所说的“‘不?#20826;觥?#20840;部事实的基础?#20445;?#20063;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当然结论,更是被告人作为与控方平等的刑事主体地位的体现。


  熊昕案之所以成案,是因为中国司法实践中还残留“口供为王”的陈旧观念,司法实践中侦查阶段存在的刑讯逼供、限制律师会见时向当事人出具共犯供述、庭审讯问时一再强调认罪态度等现象背后,都是此观念作祟。无可否认,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如实供述,有利于在最小司法成本的情况下,高效地查清案件事实。问题是,每一个人在被指控犯罪的境况下都有?#21592;?#30340;本能,这是人之天性,所有的法律规定都不能违背人性。更重要的是,只要?#24066;?#35813;义务存在,在秘密的侦查阶?#21361;?#20390;查权就随时可能突破法律的底线,以强迫的方式获取最直接?#34892;?#30340;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,则公民基本权利有被侵犯之虞。


  法律在这种情况下,实际面临两难的选择:强迫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,可能引发刑讯逼供和冤家错案;?#24066;?#29359;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沉默,可能放纵罪犯。但是,“一次不公正的裁判,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。”所以,“不?#20204;?#36843;自证其罪?#31508;?#38469;上是“两害相权取其轻”之下的无奈选择。“法治的威力,不在对违法犯罪的严惩,而在劝?#35772;?#20449;那由法律的意象和分类构筑的世界乃是他能够拥有的‘唯一合理的生活世界’”。“不?#20204;?#36843;自证其罪”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,却是在现实世界中相对合理且可行的制?#21462;?


  以“‘不?#20826;?#20840;部事实”为制度基础,侦查人员动用刑讯逼供手?#20301;?#21462;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动机将大大减弱,公诉机关举证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的责任将大大加强,被告人有权申辩、狡辩,乃至保持沉默。所以,沉默不语的被告正是他(她)行使权利的生动形象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明确规定:“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,重调查研究,不轻信口供。只有被告人供述,没有其他证据的,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于刑罚;没有被告人供述,证据确实、充分的,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。”如果公诉机关有确凿、充分的证据,即使被告人不认罪,并不影响对其定罪处罚。那么,即使熊昕律师引导或诱导犯罪嫌疑人翻供或者不认罪,?#35009;?#26377;实质意义。所以,熊昕案的问题不在于辩护律师做了?#35009;矗?#32780;在于侦查或公诉机关没有做好?#35009;础?


 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哈罗德·伯曼教授说:“真正?#25353;?#30340;律师必须是一个明智的顾问,当各?#25351;?#26679;的人由于各?#25351;?#26679;的生活危机而迫?#34892;?#35201;听取法律方面的意见时,他能为这些人提供冷静的分析与建议。”如果律师在给出分析和建议时,法律要求他的意见不能让当事人作出翻供或者不认罪的决定,他将瞻前顾后、寸步?#30740;小?#19988;不同的当事人对同一意见的?#20174;?#26159;完全不同的,那么,这个罪名就不是由律师的行为而是由当事人的主观感受来决定的,这将置律师于万劫不复的境地。


  在此,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根本问题是,刑事诉讼的目的是?#35009;矗?#24459;师的作用是?#35009;矗?#21009;事诉讼当然应该查清案件事实,这是公正裁判的基础。但是,在司法实践中,我们往往会遇到因为时间、?#19988;洹⒓际?#31561;种种条件的限制,导致无法还原事实的窘境。如果我们执念于“真相?#20445;?#22269;家权力随时有被滥用的危险,律师在某种程度上,就是面对这一现实,为防止这种无处不在的危险而做出的制度设计。不论是在庭下为当事人提供建议,还是在庭上为当事人辩护,辩护律师都是为了平衡当事人和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巨大的力量悬殊,因为“正义就是平等,但是平等并不等于正义。”为了防止出现冤案的最?#21040;?#26524;,法律必须容忍律师“用一切合法手段来隐瞒‘全部事实’?#20445;?#20294;是,公诉机关可以举一国之力来追诉犯罪。所以,正义,不是追诉的结果,而是过程。


  查明“真相”是在刑事诉?#38505;?#20010;动态过程和个案的具体境况中实现的,也是可能根本无法实现的,在这个过程中,控辩审三方各司其职,律师的职责是维护当事人的权益,并在控辩对抗中,让法庭“兼听则明?#20445;?#26368;大限度地查明案件事实。好的律师,正如其所言:“作为辩护律师,我曾经参与过无数案件的审理,但是从来没有对我的委托人形成过关于他有罪还是无辜的个人看法。因为那不是我的工作,也不是我的功能,更不是我的责任。”所以,巧舌如簧的律师在任何国家都不是让?#35772;不?#30340;形象,却是抵御国家权力必不可少的?#24039;?


  我?#24039;?#27963;在一个不完美的现实世界,都面临一些无奈的选择,法律也是如此。沉默不语的被告和巧舌如簧的律师,都是我们在这个不完美世界中的无奈选择,使我们拥有这样一个“唯一合理的生活世界”。